文章精选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村庄规划范式的探讨
编者按
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，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，造成了诸多问题。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，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。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，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，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。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，促进沟通、协调和共识构建，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。
2005年制定的《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》提出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”的发展战略①；2013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努力建设美丽乡村”的发展目标；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陈政高部长提出全面启动乡村规划，美丽乡村建设的浪潮席卷全国。
由于缺乏村庄规划的经验，规划师主要思路是借鉴城市规划[1～3]，这有力地指导了实践工作，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，如村庄规划盲目照搬城市规划，贪大求全，缺乏特色，规划师调研不足，忽视村庄需求，农民参与度低，规划实施阻力大等[4]。李郇认为传统村庄规划受城市规划影响，是基于物质规划的“自上而下”的模式，忽略了农民的需求，他认为村庄规划应加强公众参与，是一种“自下而上”的模式[5]。目前，学界就这一观点基本达成一致[4,6～8]。
但是，这并非意味着问题的解决，很多问题还值得深思。为什么村庄规划不能照搬城市规划的经验？城市规划和村庄规划有什么不同？公众参与真的能解决村庄规划的问题吗？村庄规划的本质是什么？这些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。规划师不能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就求助于“万能”的公众参与。
从20世纪初至今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经历了多种范式的转变(paradigm shift)②[9]。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仍然是在西方20世纪初的“第一代”规划理论(理性规划模型)的指导下进行的[10]，村庄规划又在照搬城市规划，这显然忽视了中国村庄的特质。西方规划理论十分丰富，应该带着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。
1
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范式的转变与启示
1.1
范式理论
1965年，托马斯·库恩(T.Kuhn)提出“范式”(paradigm)的概念，用来描绘现代科学演进的逻辑[11]。“范式”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一学科所具有的“一致意见”，它支撑着一系列的基本观点、理论和方法。范式对理论的意义在于认知论上，涵盖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[12]。部分学者根据范式的概念，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进行阶段划分(表1)[9,13～18]。
1.2
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范式转变的启示
19世纪末，工业革命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。当时奉行“自由主义”和“最小干预”的原则，表现为市场一元的结构。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[13]，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工程技术或者放大的建筑设计，着力于解决物质环境问题。
1930年代后，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，国家开始意识到市场的缺陷，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，政府运用理性模型进行科学决策，干预城市发展[16]，但也造成了“官僚主义”和“政府失效”(government failure)。这两个阶段在强调“科学性”的同时，却忽视了“政治性”，忽视了“公民”，规划沦为资本家或政府的“工具”[19]。
进入1960年代之后，公民权力逐渐崛起，西方社会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制度进行批判[14]。学界开始认为城市规划应该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，保证公正公平，提出了“倡导规划”(advocacy planning)。在1980年代后，西方国家进入一个多元文化主义(multiculturalism)的后现代社会，形成政府-市场-公民的三元结构，规划师扮演“沟通者”的角色，提倡多元主体通过沟通和协调解决共存的问题，称为“沟通规划”(communicative planning)。
张庭伟认为规划工作的本质是对当时、当地社会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，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[16]。随着主体关系的改变，规划的假设和观念将会发生重组，规划范式也会发生转变[13]。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范式转变的主线正是规划主体(政府、市场和公民)之间关系的变化(表1)，对规划范式的研究需分析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。
▲表1.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转变
Tab.1 Paradigm shift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theories
资料来源：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。
2
村庄社会的特质—基于主体关系的分析
那么，在中国村庄中规划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？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，乡村的熟人社会具有很强的地方性，人与人之间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，表现为“差序格局”，人的行为约束不是靠“契约”，而是靠默认的行为规范和信任[20]。
虽然如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已有较大的改变，但是费孝通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城市与农村、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仍有较大的作用。如不作特殊说明，本文皆泛指中国传统村庄，而非城市近郊区的村庄、城中村或明星村。
2.1
村民(公民)一元主导的结构
2.1.1 独立性——弱化政府力
在古代，国家权力很难深入到村庄(皇权不下乡)。村庄便成为解决国家解决不了，而家庭又无法解决的公共事务的单位[19]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公社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，国家权力伸入到村庄(行政嵌入)。然而在1980年代以后，人民公社解体。
1982年制定的《宪法》提出“村民自治”，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。1994年民政部指出“村民自治”的核心是“四个民主”③，国家的权力逐渐退出村庄。
特别在2006年后，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，基层政府与村庄之间的联系更加弱化，村庄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。
2.1.2 可控性——管控市场力
与城市相比，村庄规模小很多，大多在1000人左右④，主要以农业为主，产业结构单一。并且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对村庄的“保护”，资本向村庄的流动受到严格管控。因此村庄发展并非扩张式的，而是内涵式的。
如闫琳所说，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逻辑存在根本的不同，城市是“对抗时间，追求效率”，而村庄是“尊重时间，注重邻里”[7]。城市“浸泡”在市场之中，便拥有竞争、效率的特性；而村庄受到市场的影响较小。
2.1.3 内向性——强化社会力
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在血缘、地缘和亲缘的基础上，世代累居的特点使村庄具有内向性、传承性和稳定性。正如费孝通所说，乡土社会极具“地方性”，人们区域之间沟通较少，拥有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[21]。
农民固守土地而居，形成“熟悉”的社会，构建了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，形成了独特的行为逻辑(风俗、习惯、面子、人情等)。在这个熟人社会里，村民并非完全的“经济人”，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评价、态度和行为的影响，他们甚至在这个熟人社会里追求生命的意义[22]。相比城市而言，村庄更加具有“社会性”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庄的秩序。
简而言之，村庄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，政府与村庄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，而非调控与被调控；在国家管控下，目前市场力在村庄影响较小；相比之下，村民(公民)才是村庄的主体。城市是市民、市场和政府多元主体互动的结构，而在现行体制下，村庄是以村民为一元主导的结构。
2.2
社会关系网络、村民行为逻辑与村庄秩序
既然村庄与城市的主体结构存在差异，那么就公民(村民和市民)而言，他们的行为逻辑及其之间的关系又是否相同？城市社会倡导理性和个人主义，个体表现出较强“理性经济人”的特征，“个体主义的崇拜”(cult of the individual)造成了“社会原子化”(social atomization)[23]。
然而在村庄，人与人的关联度较高，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。村民之间的关系一般包括地缘关系(邻里关系)、血缘关系(宗亲和婚亲关系)、互惠关系(生产互助)、共同经历构建的关系(同学或战友等)、社会分层形成的契约关系[24]。
王铭铭将村庄的社会关系划分了家庭-亚级房支-聚落房支-家族-村落五个层级，不同层级拥有不同的认同度[23]。贺雪峰和刘锐认为在村庄熟人社会里，存在着以村民个体为中心、认同感更强的“自己人圈子”，村庄内“自己人圈子”之间相互交织[24]。正如费孝通所说，乡村社会是“礼制社会”，而城市社会是“法治社会”[20]。
正是在这个拥有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社会里，村民的行为逻辑与市民有较大的不同。农民不完全按照法律和契约行为，而是有自己的一套非正式规则⑤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也是围绕着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开展。根据笔者在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，村民时常表现出“为公”而非仅仅“自利”的特征⑥。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决定着村庄内在的秩序。
贺雪峰和董磊明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，对中国村庄进行分类，包括内生秩序型(包括原生秩序型和次生秩序型)和外生秩序型[24]，认为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共享着一种“承诺”或者“游戏规则”，这被吉尔兹称为“地方性知识”(local knowledge)。这种村庄往往具有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，体现在建设性(如提供公共服务)和保护性(如抵御地痞、与上级讨价还价)两个方面。
总的来说，与城市相比，村庄社会呈现为村民一元主导的特征，市场力和政府力相对较弱。并且村庄复杂的、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使村民拥有与市民不同的行为逻辑，这决定着村庄内在的秩序(图1)。规划主体的关系决定了规划的假设和观念，进而影响着规划的范式，那么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
▲图1.城市与村庄主体关系比较
Fig.1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tors in city and village
3
对传统村庄规划的反思和评判
3.1
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
在自上而下的考核体制下，村庄规划成为部分地方政府获取政绩和土地指标的工具，村民“被上楼”，村庄规划大搞形式主义，导致大量资源浪费。再者，规划师缺少农村生活、生产的经验，不了解村民的行为逻辑和村庄的社会结构，在“走马观花”调研之后，结合城市规划的经验，为村庄规划集中的小区和洋楼、雪白的外墙、宽阔的马路和广场等。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村庄，但忽略了规划主体的意愿和关系，在实施的过程中遭遇较大的阻力，规划沦为“墙上挂挂”。总的来说，传统的村庄规划是以物质规划为基础，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。
3.2
忽视规划主体及其关系的复杂性
既然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难以奏效，那么将村民纳入到规划中来便似乎可以解决问题，目前学界将城市中“公众参与”的理念应用于村庄[8]。然而，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停留于此，这仍是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它忽略了村民与市民的差异。
城市中的公众参与，规划师面对的是相对原子化的个体⑦[28]，通过构建关系和沟通协调，形成地方共识，最终解决公共问题。然而村庄内部人与人关系紧密，有着复杂的血缘、地缘、亲缘的关系，村民有特定的行为逻辑。村民之间的协调并不会完全依据法律或者相关明文规定，而是非正式制度(民俗、关系、舆论等)。
例如在武汉市木兰山村驻村调研，笔者发现附近的几个村庄都各有一支由本地村民组建的工程队，一般本村的工程都由它来完成。在村庄规划的实施过程中，当利益难以协调时，工程队为了不耽误工期，往往通过工程队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，最后解决问题⑧。这时工程队既是规划的实施者，又是利益的相关者和协调者。同样，村干部既是规划的执行者，也是利益的相关者，置身于这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，既通过“公共角色”组织规划，又通过“私人角色”解决问题。访谈得知，在该村路面改造过程中，有一户人家不满意猪圈的拆迁赔偿，导致该路段的施工难以完成。为了完成工程，方便大家，村民便鼓励一位大家公认的“老好人”上门做工作，经过几番沟通，这户人家终于答应给个“面子”。村庄规划表现出一种模糊性、弹性和复杂性⑨。
4
中国村庄规划的范式探讨
桑亚尔(Sanyal)提出“比较规划文化”(comparative planning culture)的概念，认为规划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，不同的内因和外因会塑造不同的规划范式，其他国家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，需要调整以适应自身的社会文化[29]。中国的村庄规划亦是如此。
4.1
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模式
一方面，村庄规划是一项公共政策，作为“正式制度”的村庄规划应该与基于社会关系构建起来的“非正式制度”相协调，否则会产生较大的“制度阻力”；另一方面，村庄规划意味着一系列的工程，是一种“利益输送”，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下，人的行为逻辑不同，利益分配方案和协调机制也就不同；再者，村庄规划还是一种集体行为，需要通过沟通、协调，取得地方共识，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决定了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弱。例如，黄宗智发现宗族组织保存较好、社会关系紧密的村庄，由村庄建设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也较为完善[30]。
显然，村庄规划不能忽视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。村庄规划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空间美化，更是一种集体行动；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，更是一种政治。村庄规划具有沟通、游说、协调、博弈、分配、合作的特征，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，它具有沟通规划的特征，但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。
1980年代，随着管制和多元主义兴起，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工具理性规划，在吉登斯(Giddens)的“结构化理论”、福柯(Foucault)的“话语权理论”和哈贝马斯(Habermas)的“沟通行为理论”的基础上，努力探索社会合作之路，从而创建了“沟通规划”(communicative planning)[31]。与传统的理性规划相比，沟通规划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，是从方法论层次提升到本体论的层次。它重视社会的多元化，强调主体之间的理性(inter-subjectivity)，将传统规划的权威理性(精英规划)转变为集体理性。
因此，沟通规划与传统规划的最大差异体现在规划主体上[32]。传统规划是以规划师为中心，政府为主导的；而沟通规划主张将利益相关者引入规划，通过民主、开放的沟通方式，形成有效的制衡，从而实现综合利益的最大化，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心型，而是网状结构的。由于主体关系发生改变，规划师的角色、规划过程、规划方法也会有较大的转变(表2)。规划师从核心角色转变为促进者和协调者，他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工作。
沟通规划不存在终极蓝图，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并且可以根据主体的需求进行调整。沟通规划的方法是基于沟通理性的，其关键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行为解决问题。在规划成果方面，沟通规划也表现出与传统规划较大的差异，强调社会动员、舞台构建、制度创新，有时无形成果的意义甚至超越有形成果。
▲表2.沟通规划的要点总结
Tab.2 Main points of communicative planning
资料来源：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。
沟通规划理论主要阐述了社会关系、沟通、共识之间的关系，其中沟通是手段，构建共识、解决问题是目的，社会关系是基础。希利(Healey)认为沟通规划的关键就是建立贯穿地方(localities)的社会关系，并将专家(规划师)和地方关系(place-relation)联系起来[31]。
而中国村庄的特质正是在于复杂而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，村民的行为逻辑服从于一整套非正式规则，村民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往往是基于沟通和协调。村庄内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重要的资本，它让村民之间保持开放的姿态(open)，获得真实的信息(truth)，并相互学习(mutual learning)，而这些要素是沟通的前置条件。
一般而言，村民之间通过话语、讨论、辩论、认知、学习、知识、倾听、判断、理解等进行沟通，最终达成共识[31]。共识的构建是一个反复协调的过程，这往往伴随着村干部、党员、村庄精英的多次登门拜访，也包括宗族内部、房份之间、村组之间甚至包括村庄施工队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，这种协调机制正是基于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。并且村民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正式的组织结构，从而更容易形成适合自身思考、沟通、行动、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从而最终构建共识。
然而，中国的村庄规划除了具有沟通规划的一般特征，还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它是一种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。沟通规划认为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有效沟通的关键，规划师担当的是社会关系构建的“促进者”(facilitator)。比如美国芝加哥大都市区2040区域框架规划(2040 regional framework plan)采用沟通规划，历时4年，通过举行各种活动，建立社会关系[33]，但是这种关系却是不牢固的。
然而，中国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却是固有的，村庄的秩序也是内生的。在村庄中，“资源”都是现成的，规划师不用全新地去创造，而是需要进行梳理、调整、确定和利用。对村民而言，规划师反而是一个外来的个体，村庄规划的过程，其实是规划师“融入”地方关系、对地方知识进行“学习”的过程，他更像一个“融入者”。正是这种内生秩序，村庄规划的方法与普通的沟通规划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规划师应深入分析村庄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，充分利用村庄内生秩序，即“自我消化”的能力。并且大部分传统村庄历史较长，人口构成相对稳定，村民往往对村庄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共识，只是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。规划师需要对村庄历史和文化的学习，这可以增进对村民诉求和共识的认知。再者村民的文化水平往往与规划师有较大差距，规划过程中和规划成果表达上，规划师更应该选择村民能够理解的话语和固有解决问题的方式。
4.2
规划的新思路——一个沟通规划的视角
侧重于“沟通”与侧重于“物质空间”的村庄规划有较大差异，以下从内生秩序型沟通规划的视角，概括村庄规划的要点：
(1)规划师应该改变“精英”的姿态，通过长时间的驻村调研，以谦卑的姿态，融入村庄的地方关系；
(2)深入认知和梳理本地的社会关系，掌握村庄已有的资本，规划师要抓住重要的关系和人群，这是之后进行沟通和协调的基础；
(3)村庄规划对于规划师而言，是一个学习、获取本地知识的过程，包括历史、风俗、习惯等，规划方案的设计和实施，都应尽量尊重本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，减少规划阻力；
(4)通过各种活动，让村民保持开放的姿态，相互学习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事实；
(5)在沟通的过程中，如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解释，规划师应采用村民能理解的话语，提高沟通的效率，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；
(6)共识的构建往往会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而受到阻碍，规划师应充分发挥村庄自身的“弹性”，不仅仅依托正式的组织(村干部等)，还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组织(如村庄精英、宗族、自己人的圈子等)来实现协调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规划师更像一个“协调者”或“政治家”；
(7)村庄中个体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，规划师应适当干预，保护弱势群体(如小房份)的利益。
既然中国的村庄规划是一种内生秩序型的沟通规划，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果不同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显著差异，那么村庄的内在秩序就不同，村民之间的沟通方式和协调机制就不同。
贺雪峰教授所在研究团队，根据长时间的全国村庄实地调研，发现在不同区域，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秩序有显著差异，概括为团结型(华南地区)、分裂型(华北地区)、分散型(长江流域)[34]。那么，在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村庄中，作为“沟通规划”的村庄规划对应着不同的工作重点(表3)。
▲表3.不同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特点
Tab.3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planning under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
5
结语：中国村庄规划的展望
长期以来，擅长于物质空间规划的规划师将城市规划的经验照搬到村庄，传统的村庄规划是一种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，忽视了中国村庄的特质和规划主体的关系。
中国的传统村庄具有独立性、可控性和内向性的特征，是村民一元主导的社会结构；村民之间关联度高，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，村民的行为逻辑也不同于市民，有适合自身的解决问题的方式，它决定着村庄的内生秩序。
规划主体的关系界定着规划的性质、作用和内容。村庄规划应充分考虑规划主体的关系，尊重村庄的“地方性”和“内在的秩序”。结合西方沟通规划的相关理论，笔者认为中国村庄规划应该是一种“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模式”。这种模式不是以规划师为中心的，规划师在其中更像一个“协调员”或“联络员”，促进村民之间、村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。
规划师应“融入”村庄，理清村庄内在的社会关系网络，它是重要的资源，也是进行沟通、解决问题的基础；“学习”地方知识，采用村民能理解的话语，促进有效的沟通；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规划中来，保证沟通的公平和开放，最终构建共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要充分发挥村庄自身的动员能力和消化能力。
村庄规划应该从重视物质规划转变为重视社会关系；从侧重于外部介入转变为侧重于内部沟通协调；从工具理性转变为价值理性。
注释
① “十一五”规划用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描绘了新农村发展的总体目标。
② 张庭伟将西方城市规划理论(theory of planning)的发展划分为三代，分别是理性规划(rational model)(工具理性)、倡导规划(advocacy planning)(程序理性)、沟通规划(communicative planning)(新价值理性)。
③ 1994年民政部提出“四个民主”，包括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民主制度。
④ 2011年，全国行政村大约有59万个，村均人口为1113人。来源：何宇鹏，陈思丞. 还有多少村庄等待消失?. 中国建设报，2014-02-18. http://www.chinajsb.cn/bz/content/2014-02/19/content_119308.htm。
⑤ 例如在武汉木兰山村，进城务工农民倾向于将土地承包给兄弟姐妹或邻居，一般是口头约定的，租金较低，没有流转期限，当农民返乡之后，随时可以拿回土地。这是一种不规范的土地流转协议，却很少发生纠纷。正如一位本村土地承包大户所说，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，必须按照规矩办事，不然以后就没法在村里混了。
⑥ 贺雪峰在安徽肥县小井村调查中有相同的经验，村民小组长报酬极少却要承担繁重的任务，小组长解释说“是不想当，但是总有人来当这个组长啊！”来源：参考文献21。
⑦ 桂勇通过设计问卷对上海城市社区进行调查，结果显示社区内人际互动不频繁，居民不认为有社区精英，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，生活各自为政，不受其他家庭的影响
⑧ 根据调研，一般工程队的老板在村庄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协调力，在村庄规划实施的过程中，他们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其他资源，来与其他村民协商，从而推进规划的实施。并且，为了更好地获得工程项目，近年来，这些村庄精英开始积极参与到村庄选举中来。
⑨ 根据调研，除了有正式职位的村民(如村干部、党员等)，没有正式职位的村民，如老板、老好人、热心人、在村务农的中农等，也在村庄公共事务(包括村庄规划、选举等)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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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△王 旭，男，香港大学博士研究生，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，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，本文通信作者。
△黄亚平，男，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△陈振光，男，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△贺雪峰，男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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